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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门江津忆狱中事:薄谷开来转来后 操场活动取消

国门江津忆狱中事:薄谷开来转来后 操场活动取消


核心提示:以受贿罪入狱的前国门江津在2015年底出狱了。他曾与足协副主席南勇一同被关在燕城监狱。据江津叙述,薄谷开来后来也转到了燕城监狱,那以后监狱大操场的活动就取消了。

出狱

回家半个月后,江津决定告诉儿子:“消失”的这四年两个月,自己到底去了哪。

儿子曾经问妈妈徐冬冬,或者爷爷江永林,又或者二伯江洪,他们会说,你爸爸在国外呢,在国外踢球,因为保密、因为路途遥远,所以不能回来,不能见面,也不能主动给他打电话。

每月一次,江津会打来电话,孩子的妈妈就大喊一声,“爸爸从国外打来电话啦。”

“我走的时候,他才不到5岁,他只知道我原来是踢足球的,其他的没有概念,家里人都没和他说。”江津告诉《人物》记者。这天,江津把已经10岁的儿子单独叫到一边,打开电脑,一边说,一边搜索关于自己的报道。

能搜到关于江津的报道有51.8万条,内容五花八门,随便点开一条,他的儿子都会看到,父亲不是一个普通的“踢球的”,而曾属于中国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之列:两届亚洲最佳守门员,2002年日韩世界杯,镇守“国门”的人,新世纪头一个10年,中国最具知名度的足球英雄之一,他身高1米98,也是中国守门员中最高的。

他看着儿子盯着屏幕,眼睛越睁越大,“他想不到我原来这么有名。”

然后,江津告诉儿子,不在的这段日子,自己在监狱里。

网上搜到最早的一条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是2010年10月17号,哥哥江洪在弟弟41岁生日这天向媒体证实,江津已经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

彼时,中国足坛8·25“反赌扫黑”风暴已持续一年,被风暴扫落的,有曾被称为“金哨”的裁判员陆俊,也有两任中国足协的专职副主席南勇,江津曾经的球队、天津泰达的总经理张义峰也在被刑拘之列。

江津记得,那天早上,他将儿子送往幼儿园后,开始心神不宁。他退役3年了,但还隐隐感到了风暴临近的危险,他给好久没联系的申思打了电话,后者既是他在上海踢球时的队友,也同属踢入世界杯的“龙之队”。申思没接电话。

一个忐忑的上午过去。下午,申思回了电话,“上午专案组在找我谈话,我都说了。”

申思的电话不久,下一个电话就是公安部足球反赌扫黑专案组。江津被要求前往北京天坛附近的一家宾馆,当晚,他就坐在沈阳看守所,一把铁椅子,双手被铁扣固定在把手上,双脚也被铁板固定,动不了,也睡不着。第二天,提审的人说,江津,回忆一下2003年甲A联赛最后一场,上海中远对天津队的比赛。

回忆并不难,这是甲A十年江津最难忘的一场球赛,那场比赛,他连失两球。一次主动出击,他被对方吊门成功,这并非他一贯的风格,“我比较稳重,因为我没有绝对的把握,我是不会出击的。” 最终,他所在的球队落败,失去了获得冠军的机会,而对手,陷入降级边缘的天津队则成功保级。

赛前,申思找他“放水”时,他默认了,“这个人情我要还。”当年,他在国家队打比赛手指骨折,回到联赛,状态不佳,老东家天津队一直让他上场,他才得以恢复状态打上世界杯。赛后,一位中间人给江津、祁宏、申思、小李明一人一个行李箱,里面装了200万现金,“我真的不缺钱,我在上海,一年是240万,比赛奖金一年也有400万,真的不缺钱。”江津告诉记者。

“把200万退回去就行了吧。”坐在老虎凳上时,江津琢磨,那笔赛后得到的“贿金”一直放在家里,直到退役都是他的心病,既不敢交出,也没花过一分。

庭审现场,前队友申思、祁宏都请律师做了有罪辩护,江津和小李明没有请律师,而由法庭指派了法律援助律师,“结果不重要了。”江津认了,他看上去老了许多,满头白发。

2012年6月,前国脚申思以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被判刑6年,江津、祁宏、小李明被判处5年6个月,没收800万贿金,各罚款50万。

2013年,江津的名字出现在足协最终的处罚名单内,他被终生禁止参加足球活动。

铁窗

江津的哥哥江洪已经49岁,胡子花白,右腿膝盖松松垮垮,那是运动生涯留下的后十字韧带断裂后遗症,坐在滇池旁的春日里,他告诉《人物》记者,弟弟江津那年还有两年就退役了,他为弟弟惋惜,也感叹一个球员是无力抵抗恶劣的大环境的,他也曾是一名出色的职业门将,因拒打假球被迫退役,“你要在足球圈里混,你咋办?”江洪替弟弟解释,“你将来咋办,你当不当教练?中国这种大环境你说怎么可能?”

不止一个人问过江津,那么多球员参与假球,只有他进来了,冤不冤? 他后来想通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认,“我们比较有名吧,影响比较大,其他打假球的没有我们有名。”

在燕城监狱的日子,江津仿佛回到了少年时期在八一队的生活——他必须侧着身拳着腿睡在木板床上,姿势和童年时一样。有时,要想伸直腿,就睡在床板对角线上。

监狱里有果园和菜地,他在里面种卷心菜、种桃树杏树,同样在种菜的,还有当年的足协副主席南勇。江津是监狱里的名人,一些球迷犯人会慕名和他打招呼。原本,囚犯们也踢球,有时候让他指导指导,但后来,薄谷开来也转到了燕城监狱,在大操场的活动就取消了。

监狱举办篮球赛,江津第一年参加,优胜者可以获分减刑。他运动员身板,占尽优势,后面几年,他不再参加,将减刑的机会让给其他人,“有些东西,你得让给别人,不能什么你都占着,是不是?”这是江津的生存之道。

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在监狱这样自如地生存。刚进来时,江津也失眠、想不通、恐惧,“你要是说判个几个月、半年、一年的话,那还行,5年半,我操,说不着急,能不着急吗?”听到判决时,他不敢想象——5年半,5年半怎么过?最痛苦的时候,曾偷偷哭过一场,失眠就整宿整宿地听收音机。

启蒙教练刘国江来监狱看他,江津记得是2013年最后一天,他和刘指导相对而坐,好多年没见了,却是在监狱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没话找话,“您头发白了。”

刘国江说,你也白啦。

后来,江津决定把日子只过成今天和明天——在监狱的“今天”,还有出狱的“明天”。

哥哥江洪也曾去监狱里看过他,江洪告诉《人物》,当他看到着穿着囚服的弟弟走向他时,脑海中闪过的画面是10年前的世界杯,江津戴着队长袖标站在球门内,意气风发。那是弟弟职业生涯的巅峰期,江洪坐在电视机旁看比赛,同是守门员的他会不由自主地想,要是自己处在那个位置,会不会扑出那记射门,做得更好?“虽然他是你的弟弟,你会祝福他,但是你们又是同行,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既是竞争伙伴,又是手足。”但在监狱里见到弟弟的那一刻,一切都不重要,“我说,来,我们拥抱一下”。

他们抱了10多秒,这是江洪记忆里兄弟间最温暖的一次接触。

2015年12月1日,北京一个重度的雾霾天。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江津减刑8个月,提前出狱了。他的妻子和父母满心欢喜地在冬日里等待着他。

子承父业

也是一个冬天,江洪12岁,江津11岁,父亲江永林送他们去北京踢球。出了火车站,一问,离八一队的训练基地还有30多公里,江永林手一挥,“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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