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习近平自述:我的扶贫故事

原标题:习近平自述:我的扶贫故事

【学习小组按】

“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习近平自己说。

40多年来,从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贫困群众,关心和思考着扶贫工作。

之前,学习小组精编了一些习近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自己讲的扶贫故事,分外真挚、动人。今天,学习小组再次推荐。

1、拿摩托车换农机具

当时,延安地区有3万北京知青,我是第一个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北京市奖励给我一辆三轮摩托车,我一看,这车在村里没什么用,开都开不进去,换个实用的东西吧。后来,开着它到了延安,找到延安农机局。我说,这辆三轮摩托车是北京奖给我的,我想跟你们换几件农机具。他们听了很高兴,当时那辆摩托车在延安也是很紧俏的,最后换了一辆东方红5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一台磨面机、一台扬场机、一台碾米机和一个潜水泵,都很实用。

这是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习近平当年住过的窑洞。(新华社记者李柯勇2016年12月24日摄)

2、“一捅那个粪喷了我一脸,但沼气出来了,一点就着”

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是我带着搞的。1974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一些地方发展沼气的报道。我刚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看到报道后就想,四川可以搞,陕北能不能搞?经县里批准,我与县里派的其他三个人去四川考察。回来后,我指挥村里几个石匠凿石头建沼气池。刚开始,一直不产气,但有水泡往上冒,说明下面有气。我想是不是堵了啊?就拿铁钎子去捅,一捅那个粪喷了我一脸,但沼气出来了,一点就着。我们向上面报喜,地区、县里都很重视,又组织了一个延安地区沼气学习团,正式去四川学习。四川省派了两辆小吉普,带我们走了七八个县,一路学过去。后来,沼气在整个延川推开了,陕西沼气化现场会就是在延川县梁家河等村开的。

3、为修淤地坝、搞梯田,习近平曾光着脚站在冰上干活

我在梁家河插队7年,其中两年做大队党支部书记。记得有一次组织支部书记去大寨参观,我正好村里有事,没有去成。去了的人回来说,他们那里天天吃白面都行,但人家说了,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要把白面留下来,吃玉米棒子。有人说,咱们是不是也定一个目标,学大寨的目标就是一年四季能吃上玉米面。我说,这个目标很宏大啊,咱们争取实现它。

那个年代,农村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吃“大锅饭”。但为了做好农村工作,要以实事求是为着眼点,否则什么事都很难干成。我做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也一直循着这条路。那时我刚满20岁,主要心思是让大家多打一点粮食,有几个零花钱。我带领乡亲们打了大口井,在沟川上搞一点水浇地。那里的地下水不深,打个五六米就出水,打大一点,可以提灌。再有,就是修淤地坝和搞梯田。天天晚上打着马灯夜战。在冰上干活,开始乡亲们不敢下,我光着脚站在冰上,把冰凿掉,然后垫土,后来乡亲们跟着我一起干。我把村里3个在外面当铁匠的能人请回来,办了个铁业社,打铁就有收入啊,搞一点钱才能办事。

4、在贫穷的正定,“连个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工作,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带着全套上山下乡的东西和当兵时穿的衣服,到那儿连个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两个板凳搭一个床板,铺盖也是自己带的。当年,正定比较贫穷落后。比如,农村“连茅圈”大量存在。“连茅圈”就是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很不卫生。我刚去时,石家庄地区正在集中整治“连茅圈”,所以印象很深。当时,正定是北方地区粮食亩产第一个“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1960年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从1956年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以北地区增至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增至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增至800斤。当时,黄河以北地区粮食亩产达到或超过上述3个目标,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但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却成了一个“高产穷县”,搞“高征购”,老百姓吃不饱,还要到处找粮吃。

我在正定下乡调研时,经常要过滹沱河,作家梁斌的两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都写到过这条河。滹沱河北边有20个公社,南边有5个公社,从北边的公社到南边的公社,坐车去很远,要从石家庄绕过去。我都是骑着自行车去,到了滹沱河边,扛着自行车一步一步蹚过河。到了要去的公社,我就住在他们那儿。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招待所,公社书记把他的办公室、床铺让给我。当年的那种情景,我历历在目。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当县委书记以后,全县200多个村子我都走遍了。

1983年,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前排居中),临时在大街上摆桌子听取老百姓意见。新华社发

5、“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

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

1969年初,我到延安农村插队当农民,还不到16岁。从北京一下子到那么穷的一个地方,感受确实很深。晚上黑灯瞎火,沿着那条沟亮着几盏煤油灯,真是“一灯如豆”。如果外出没有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的,搞不好就掉沟里了。那里土地很薄,没有什么肥,粪是挑上去的,都是点种,真是广种薄收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工分才能评六分五。两三年后,我什么都学会了,成农村壮劳力了,才能拿10分。那时候,挑100多斤的担子,走10里山路,一点问题没有。这10个工分,也就值八九分钱。算下来,出一天工,买不了一盒羊群烟(上世纪70年代,宝鸡卷烟厂生产的一种最便宜的香烟),当时一盒羊群烟九分钱。

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在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察看自己当年住过的知青窑洞。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知青刚去时,还有些粮食供应,后来要靠自己劳动,跟老百姓一样,就挺紧张的了。当地老百姓经常说:“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正月里吃年饭,“宁穷一年不穷一日”嘛,但到三四月就没饭吃了。春耕时,家家户户都把唯一的粮食留给种地的壮劳力,婆姨带着孩子出去讨饭。当地人谁见了,只要有一口干粮,都掰一半给人家。当时,要饭现象是普遍的,有的大队还给出去要饭开证明。刚开始,知青脑子里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觉得要饭的都是不好的,不给他们吃的东西,有的还放狗去轰他们。当地农民就说,哎呀,这些北京娃“残”着咧!“残”的意思就是对人凶狠。后来,我们自己落到快去要饭的地步了,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主动帮着出去要饭的人开路条、开介绍信。那会儿,这些现象让我们心里大为触动,感觉农民怎么这么苦啊。

6、习近平:我们不能输在精神上,人穷志不穷

我去宁德当地委书记之前,省领导找我谈话说,福建9个地市,宁德经济排老九,宁德的同志到省里开会,都坐在最后一排,不敢大声说话。派你去宁德,就是让你用特区的闯劲、特区的精神到那儿去冲一冲,把宁德带起来。我说,宁德和特区毕竟不一样,去了怎么干我还得掂量掂量。

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一行前往寿宁县下党乡调研途中。(张培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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